獐子岛：公司股票将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帝曰：何以无功德？师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

书要重版了，才知学问并没有多大进步，只是就以前所开展的，补其罅漏而已。《血缘性纵贯轴》一书的写成，在我的为学历程来说是重要的，在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探讨上，血缘性纵贯轴这词的提出有其关键性在，道德错置如何构成，如何疏解开来，必须以此作为核心，展开努力。

我也考虑要增订，但动起来可是不容易。，他会亲自督军，要子路带兵，跟着一群子弟，杀过去的。这斗争，不只是有形有象的外在斗争，它更困难的是无形无象的内在斗争，它不只是外在的历史表象问题，它更是内在身心业力的问题，是整个民族、整个文明，自古及今，两千年来的身心业力问题。而是转化、开展，并且进一步求其成全也。既与血缘性纵贯轴这结构密切相关，那研究儒学、研究中国文明、研究中国历史社会总体，研究中国哲学最为核心的，莫不是要好好解开这难以解开的困结，这本书标举出血缘性纵贯轴为的是要去分析、阐释、解构此难以解开的困结，并冀求其有所开发、有所创造、有所生长也。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我一方面接闻儒家之心学一脉，喜其高明透脱，洞彻有力，却也发现此中有一难解之咒术在焉。它的确是一阴阳相害、神魔交侵，而难以处理的论题。此主张应是对墨家所坚持的那种经验化原则的继承，即通过分辨某一物类，比如人之个体均具有种种相似之处，最终找到为全体人类成员共享的相似点，而后者便可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基于各种不同的西方哲学系统，可以设计出对于白马论的多种不同解释方案，这正如基于不同的逻辑观，可对其论证作出多种逻辑重构。([18]，第80页)无论故事之真伪，想必此处桓谭笔下关吏所遵循的亦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白马是(或属于)马的常识。如借用现代术语陈说此种常识，则其成立的根据或在于白马与马两语词所涵盖外延虽不同，但前者在经验中实落入后者的范围之内。(11)不过值得注意的，在名家的术语体系中，并没有一个术语对等于本质，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对形和实的强调已经足够说明问题，物之为物可以辨别出多种实，而其中最关键的方面，或者说决定着物之为物并区别于他物的实便是形，此种特殊的实即物之本质，而其他不同于此的实即物之属性。

五、结语：共同的哲学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案 由白马论为发端所引出的先秦哲学当中对于事物本质与属性的分辨，实际上为多数先秦哲人共同关注的话题，而非公孙龙或少数名家的独见。在批评形名方面，荀子与庄子类似，他所谓非相，也一定不同意当时或稍后形法家相人、相物的主张。

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或称名形，如《经法》：正、奇有位，而名刑[形]弗去……名刑[形]己定，物自为正。设复言好人，则彼属于人矣。相关思考继续在韩非子处得以接续，如《韩非子》之《主道》《扬权》等篇专论形名参同(《扬权》)、审合形名(《二柄》)等。

(二)也不认为目前多数欲使公孙龙的辩说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合理的解释策略所采用的那种A+B不等于A(或B)的说明方式(如同时描述颜色与形状的复名在指称对象方面不同于单独描述颜色或形体的单名⑤)已经充分解决问题。可以推测，如果人的本质被认为在于德性或辨知，那么马的本质或在于善跑，所以伯乐所寻找的乃是千里马，而非具有某种特殊毛色或体态的马，如果按图索骥的人不理解这一点，那么他寻找良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从这个角度来，冯氏的解释方案的确难以与中国哲学的全幅理论图景相融贯。他所依托的物质名词(mass noun)假说，源于对汉语中缺少表明名词是否可数的语形学(syntax)标记的观察，此种对汉语语法的论断或许源于赵元任较早提出的汉语名词分类方式，([30]，第234-235页)赵氏的论点虽来自对现代汉语的观察，但亦可被认为部分适用于对古汉语的讨论。

②最近亦有学者从弗雷格涵义(sense)和指谓(reference)相区别、概念词(concept word)与客体词(object word)相区别、且概念词存在不同等级等角度分析白马论的可理解性([32])，此种思路虽然不失为白马论增加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式，但其弱点与冯友兰相同，均在于对特定西方哲学思想依傍过甚。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徵。

《公孙龙子》是否如此看待上述马与石之不同于白，将引出先秦哲学对于物之不同于可感属性的某些方面或特征的理解，而后一种理解实与对物的恰当命名紧密相关。但上述差异，在对共同的架格的探讨之下，实际上都可以得到恰当说明，而笔者以为由白马论引发的问题，恰好可说明此点。

如认为此种心与其他感官之间的对照，也出现在对于本质和属性的分辨中是完全可能的，正如颜色、形状等物之属性可由感官加以识别，人性作为人的本质，可由心加以认知。公孙龙与子高所代表的常识均同意白色是直接可感知的，《公孙龙子·坚白论》谓视……而得其所白，《孔丛子·公孙龙》则引子高言语谓覩之则见其白，可见双方的差异主要在于对马的理解。《道法》：秋毫成之，必有刑[形]名。曾昭式文的前一部分同时提供了一个关于白马论讨论状况的简单综述，并主张中国逻辑史研究有两种视角：‘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现代主义与‘了解之同情，前一种视角或研究范式重在采用现代逻辑来揭示隐藏在中国古代文献背后的逻辑结构和逻辑原理，而后一种视角则重在从文本概念自然演绎出文本义理，只是出于各自局限尚未能完整把握公孙龙白马非马论之含义。不过，赵元任并未主张全部汉语名词均是不可数的物质名词，而较新的研究也认为现代汉语实际上存在可数/物质名词的区别，并可由一系列语法特点加以识别(如是否能加个体量词等)，且此种判断同样适用于古汉语，即无论现代汉语还是古汉语中，可数/物质名词的区别都能从句法和语义层面上被识别出来。对于呈现给我们的哲学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使用不同的术语系统、采取不同的论证策略，而不同语言的形态特征，的确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对问题的解决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16)讨论参见[15]，第84-87页。《战国策·赵策》中苏秦称操白马论者为形名之家，《列子·仲尼》称刑[形]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⑧，鲁胜《墨辩注叙》亦称惠施、公孙龙……以正形名显于世，可见形名问题被广泛视为名家辩者的代表性问题，而此一传统也在黄老学和法家当中得到延续。

只是前后论形名者关注重心有所不同，名辩家首先重在辨物之形名，主要兴趣在知识论方面，而黄老学以降，思考重心已经由物转向人事，以名家辨物之形名为基础，更多延伸出政治学方面的考虑。可以由此推测，《庄子》主张对物之本名的命名仅与其德相关，而与其形的改变无关，即对物之为物的本质断定在于对其德的把握，而与经验中的可感属性之具体呈现无关。

对于如何识别本质，孟子以人的本质为例，在《告子上》中实际上提供了两个递进的步骤：其一是主张诉诸心的天然能力，通过将心之官则思与耳目之官不思的大、小体之对照，直接给出了一个即心言性的揭示人之本质的通道。([3]，前言第3页)笔者同意，先秦哲学语言上的特征，确如葛瑞汉所言，不足以为中国存在共相的实在论学说提供支持([9]，第99页)，且如劳思光对冯友兰坚持柏拉图式立场的判断，此种立场的缺陷在讨论名家之时或不能完全暴露，但形而上学的研究进路并不足以覆盖中国哲学思考之全局([14]，第307页)。

对名家上述看法，谭戒甫亦曾有总结：因为凡物必有形，再由形给它一个名，就叫‘形名。均涉及思辨意味的分析、辨别而非仅做视而可感。就马之为物而言，其名为马是对其本质而非形的命名，且此本质为马之性而非马之形。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公孙龙的白马论可能是针对集中出现在《尹文子·大道上》中的有关形名的说法而发(12)，但未能揭示出其间差异的真正意义在于公孙龙发现了此种形名学说中可能包含的对于本质与属性的理解和命名当中存在的潜在冲突。

受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论的启发，一些语言学家通过对颜色词和英语杯子的个案所指范畴的研究发展出某种自然范畴理论，主张：(1)实体是根据它们的属性加以范畴化的。《汉书·艺文志》中多有讲相术的书，涵盖了从阴阳宅风水、人畜物之品鉴到农业经验等多方面，马王堆帛书与居延汉简等亦出土《相马经》《相狗方》《相宝剑刀》等书，仍然同意通过观察对象的经验特征或通过对其形态方面的可感属性的把握，可以了解物之为物的本质所在。

(16) 上述思路大体更贴近常识，且以形态特征对物加以某种判断，在现代动植物形态学当中也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辨别物种的方法，只是其若接受哲学追问难免显出不足，比如因基因变异长出六条腿或者因为意外残缺一条腿的马，还是马(具有马的本质)并可被称为马吗？而如面对诸如石头、水或铜这些无定形的对象，又凭什么对其加以命名呢？类似问题《尹文子·大道上》或已经想到：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而诉诸道的存在解决上述困惑虽不失为符合道家传统的解决方案，但对问题的细节，却犹有未辩之处。在中国并未发现说明在语言哲学中柏拉图主义的原动力的印欧语言的语法特征。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此种形名观所涉及的物，最低限度推断起来(一)仅涉及具体实存之物，如牛、马、石之类，而不涵盖对于抽象对象或不存在对象，如仁义或龙之类。

同时，(三)可以认为物之本名标识出某一物类，但对此本名和形之间关系的考虑，或涵盖了现实中物类的个体，但不涉及物类之层级。对形与物之命名之关系的关注，实际上是先秦名家与黄老学当中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公孙龙个人的特出之见，且在《尹文子》⑦中曾得到结论性的表述。如前文所言，公孙龙试图指出形实际上与色一样，仍然只能被视为物的属性，马之名如命名现实的马之形(四足有尾无角)的属性，便与白对马之色的属性的命名同位阶，如是则不足以命名马之为马的本质，亦即，命形之马作为名，也只能被视为通称而非物之本名。孟子辨明人性，仍举白色作为论辩的关键部分，这一点与《公孙龙子》的白马论无论在材料选择还是内在问题意识等方面均有共同之处，此或是由于颜色乃一般物最易于被观察到的属性，如鲁胜《墨辩注叙》：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只是名家展现为形色的本质与属性问题，在孟子这里转换为性色问题。

笔者无意从前一方向再对公孙龙白马论在论证上的可接受性加以现代重建，而更关注其辩护背后的思想立场以及对这种立场的哲学解释可能带来的关于先秦哲学的新知。称呼或描述物，可以有多种角度，举现实中的牛为例，可称其究竟为何物之本名为牛，称其色名黄，称其主观评价之名(毁誉之名或况谓之名)好，甚至可以数名连用以描述对象，如称黄牛或好黄牛。

(11)贡华南对名家以形为本质的见解亦有所见，参见[10]。孟子所言举相似的原则，或即《墨子·小取》所谓效。

内容提要：《公孙龙子》中的白马论引出了先秦哲学中对事物本质与属性的思考。他由此认为，在中国人眼中世界是一个质料或实体相互交迭、相互渗透的集合体([3]，第37页)的论断，充满了早期西方人类学面对异文化且意欲以假想的非西方方式对其加以说明时表现出的那种误解与迷茫。